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姑娘羡慕不已的国企职工身份，所以他才轻松抱得美人归。由此可见，当时农场小伙在周边农村求偶的遴选空间可谓是相当广阔的。只要你不是呆子、傻子，就不愁找不到称心如意的好媳妇。
其三，由苏可“农场人”变为腰杭“农村人”是我家生活方式的一次颠覆性“蜕变”。1970年当我家从苏可搬去腰杭时，我还是一位不谙世事的12岁的少年。当时的我就好比鲁迅笔下的“闰土”，自然对那次迁徙带来的改变没有太多太深的体会和认知。然而，待如今本人用现代价值观重新审视这段历史便很自然地就得出了如下结论：
首先，这次迁徙是我家“食住”由苏可农场的“供给型”一下改变为腰杭农村的“自食其力型”。在苏可我家住的是两间公房；烧的是分场分配的麦秸；吃的是农场配给的自磨面粉和小米。相比之下，在腰杭住的是我家自掏腰包所建三间“干打垒”；吃的是以粗粮为主（玉米面和高粮米）的“红粮本”，且细粮和食用油极少；烧的是用大小耙在草甸上自己所搂的“柴禾”。期间，还有一点让我们更难忘怀，即每到夜幕降临时都得靠点亮带灯罩的“煤油灯”或简易的“油捻灯”照明。
总而言之，在那一特定历史时期，那段生活带给我们的既有政治上的压抑；也有精神上的苦闷；既有人际关系上的疏离；也有生活上的苦痛。堪称人世间欲置我家于生存绝境的“政治、精神、生活、人性”四座大山已经一齐压到我们的头上……
还记得初到腰杭那段日子，继父经常“借酒浇愁”。一次，当他听到从莫莫格刚接完断腿住了三天医院就回家卧炕慢养的老五又忍不住疼痛发出“呻吟之声”时，他突然把端着的酒杯一扬手掼到躺在炕梢的老五身上，随之破口骂道：
“妈个巴子的！你要是再他妈的哼哼，我就把你扔到外头去！”
我的母亲一向是特护孩子的。她的“底线”是我的孩子你咋骂都行，但就是不能打。只要动手我就拼命。面对此情此景，她的第一反应就是挺着微有显怀的身子走到继父跟前，一把抓起饭桌上的玻璃酒壶狠狠地摔到地上。见此情景，脾气火爆的继父也不甘示弱。只见他一欠屁股蹦到地上一下摁倒母亲“啪啪”地给了两撇子。此时久章没在屋里，我一看母亲吃了亏，猛地扑到继父后背上，用手死死扳住他的右胳膊使其无法挥手揍我妈。这时老五不知怎么弄的也从炕上滚掉了地上捧着带夹板的伤腿在那哭。
大约僵持了一分钟，气急败坏的继父总算冷静下来。但母亲仍旧不依不饶地躺在地上撒泼，嘴里还不干不净地骂着继父说非要把怀着的孩子打掉……
甭管母亲说的是真是假，这一招儿还真把继父给震乎住了。只见他从地上站起身先把老五给抱上了炕，随后又嬉皮笑脸地来扶我母亲了。但见母亲把他的手使劲一扒拉，随之骂了一句：“你可快给我滚犊子吧！”
这场突发的矛盾由于冲突双方的努力克制，转瞬之间就风平浪静了……
时至今天，我的母亲已因病去世整整35年了。但在我的记忆里，她慈爱的音容笑貌和平凡而又伟大的身影却犹如一座丰碑永远耸立在我的心间。
她没有读过一天书，可怜得连自己“杨素琴”三个字都不会写，但她虑事却总能居高望远，甚至能让毕业于“伪满国高”的王彩萍（母亲理发店同事）望尘莫及：
首先，她能够做到不管自己吃多少苦，也不让孩子辍学，必须让孩子有书读。
其次，她能够做到“先孩子之忧而忧”。为了孩子她可以豁出一切，割舍一切，放弃一切。例如，1979年当我家时处“吃糠咽菜”的低谷时期，一位领导出于好心给我母亲介绍了一位名叫刘清水的抗美援朝“老荣军”，且各方面条件都不错。但我的母亲为了实现把3个孩子“带回江城市”的最高理想还是断然放弃了这桩婚事。之后的事实证明，正由于母亲的断然放弃才有了1980年10月的举家“返城”和本人18年后的“故里东归”。
再次，是能以“超人智慧”化解来自四面八方的“媒妁之围”。人生自古，“男大当婚，女大当嫁。”但面对媒妁纷至沓来给一个本不想纳亲的人争当“月老”时也就变成了“灾难”。这也许就是人们常说的“物极必反”吧！那时的我也就虚岁刚满20，但却以“情商高、会处事、文笔口才出众”闻名十里八乡。就为这，一些颇有胆识的女孩都把争取母亲“首肯”做为主攻目标。她们有的亲自登门“毛遂荐婚”，有的通过“媒妁之言”搭建鹊桥。一时间，我家的“门坎”反倒被纷至沓来的“媒人”给踩平了。不瞒大家说，当时这种情况简直把我妈都愁“蒙”了。为了摆脱“媒妁之围”，聪明的母亲采取了避重就轻的“分置策略”。即将上门求亲者分成两类。一类是有背景关系较近不便得罪的尽力予以“婉言谢绝”；一类是关系普通无妨大碍的则一律以“返吉为由”予以“当面谢绝”。正由于母亲以超人智慧和理性做法正确处置了上述问题，终使我家在未伤及大多数求亲者自尊心的前提下成功化解了来自四面八方的“媒妁之围”。
自打我家从苏可搬到腰杭乃那疙瘩，继父便被直接编入了腰杭大队第二生产队。时任政治队长郭福，40多岁的年纪，长得慈眉善目，办事沉稳老道，颇有章法。生产队长名叫沈玉堂，50左右岁的“老庄稼把式”，说话瓮声瓮气，一看就是个“很压茬”的主儿。全队有31户人家共72个整劳力。大家伙每天上工收工都由生产队长沈玉堂负责召集。队部在屯子中央广场旁边有个专门的大院，正对大院门口有一眼安有“辘轳把”的水井。在大院门口的旗杆上还吊着一个“铁犁铧”。每逢队里开早会、周三政治学日或召集社员集体出工会有专人敲响犁铧及时发出“召集令”。自打来到腰杭乃后，我继父自然就成了这个政治生产集体的一员。每周至少要参加劳动满三天，非极特殊情况不允许请假或由家人代工。
记得刚下放腰杭乃那会儿，正赶上队里分配继父与另外一个叫“黄六子”的“屯痞”一起跟车往地里送粪。当时继父已经56岁了，且患有严重的高血压，一坐车就“颠当颠当”地爱迷糊。但毫无同情心的黄六子可不管那个，每次粪车一到地里，他就把膀一抱坐在车上抽烟让继父一个人往地垄沟扒粪。干得慢了偶尔他还会不干不净地“损”上几句。一次出工，继父因没来得及换下被母亲熨得“板板”的干部服就跑来跟车了。这下可捅炸了黄六子的“肺管子”，气得他竟当着很多人的面指着继父的鼻子骂道：
“于大头！你他妈了个巴子的，是不是觉得你还在吉林监狱当科长呢？瞧瞧你那德行！哪像个骑着地垄沟捡驴粪蛋子的农村大爷！”说罢还从车上抓起一把粪土扬到了继父的身上。
面对黄六子的当众羞辱，这要放在解放初期那会儿继父或许会按耐不住火气一枪崩了他。但转念一想自己眼下的身份于是又咽下了这口气。
可恶之人往往都是登鼻子上脸的。见继父“鼠眯”得连话茬儿都不敢搭，为进一步显摆自己“能耐”，这黄六子竟肆无忌殚地走到继父跟前还“啪”地抽了继父一个“脖溜儿”，并又随口骂了一句：“你个老不死的东西！”
然而，继父依旧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地站在马车旁楞怔地看着黄六子。只是心中燃烧的怒火顶得他脚跟好像有些发飘……终于，他血流上涌，眼前一黑，“忽悠”一下栽倒在旁边的粪堆上……
这时，只见郭沈两位队长闻声从队部院里跑了过来。他俩一边安排马车把继父往村医陈国顺那里送，一边指着神色有些不安的黄六子就是一顿怒骂。黄六子自知理亏，故也低着头部长有“脓疮”的脑袋没敢和两位队长再掰扯什么。
继父被拉到村卫生所后，经陈国顺一量血压，方知高压已达210。多亏陈国顺施救及时，否则老命休矣！打这以后，郭福队长再也没有给继父安排过高强度的体力劳动。充分体现了一位政治队长对下放老干部理应给予的仁爱礼遇。
做为一个下放家庭，自打我家来到腰杭以后许多生活上的问题仍需身为一家之主的继父带着我们小哥仨一并克服解决。为此，他老人家在高血压病情显见好转后又带着我们陆续干了“三个大活”：
第一个大活是“坐水种自留地”。继我家落户腰杭第二生产队后，队里给我家分了二亩自留地用于种粮种菜丰富歺桌供给。记得那是个“芒种好耕田”的一天，继父带领全家人携带各种“家什”去“坐水种地”了。“北大荒”的春天十年九旱。由于墒情不好，不坐水种地就很难抓到“全苗”。故要获得好收成就必须把“坐水抓全苗”摆上春耕第一位。在种地过程中，继父对一家5口人作了如下劳动分工：即由他跟我负责豁垄、刨埯；老五老六端锹上粪；接着4人担水抬水灌埯；最后由母亲点种、踢土埋埯、踩埂。经过两天的紧张劳动，我们一家人不仅收获了“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的人生道理，而且还解决了冬贮土豆、大萝卜、大白菜等今冬明春所吃蔬菜大问题。
第二个大活是“拽着大耙搂柴禾”。从刚搬到赵俭家的第二星期天开始，母亲曾连续三天为继父和我们哥仨烙好白面糖饼和用暧壶灌好热茶，以备在搂柴过程中吃喝“打尖”。当时继父定下的目标是：搂足240帘子柴禾，要用带挎杠马车可以拉回2车烧到上秋。
为了实现这个目标，第二天吃过早饭后我们爷四个就各扛大小耙子走上了去往南边毕家岗子与腰杭中间的那片草甸子。
初春时节的“北大荒”不同江浙一带的春季。此时杭州正是“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的美丽时节。而远在北国的关东莽原此时却刚刚泛出一点点绿意。草甸上的和风在时急时缓地吹拂着，天空干净得几乎看不到一片飘动的云彩。这是个春日里不可多见的好天气。
没用太长时间，我们就锁定了“开耙搂柴的“甸区”。还好，这片区域柴草“挺厚”，是一些比较“抗烧”的倒伏秋蒿并间杂少量芦苇，而且“塔头墩子”也不是很多。继父和我使用的是拖着“草帘子”的大耙搂柴禾的。每走20分钟才能搂满一帘子柴草；老五和老六因个头力气太小只能先用小耙搂，然后传堆，最后用绳子一捆又一捆地往家背。就这么着，我们爷四个搂了整整3天，刚好搂够了240帘子柴禾，随后向二队沈玉堂队长及时请车把柴禾拉回家中垛在了院外的一处空场上。在此期间，老五老六还额外背回柴草20捆，及时帮助家里化解了烧柴的燃眉之急。在此过程中，每当我们爷几个黄昏回到家里时，母亲都会提前烧好开水帮我们烫脚并挑开脚泡，及时解除疲劳，消除脚痛。由此可见，母亲虽未身临草甸搂草，但她付出的辛劳同样是我们完成这次“大活儿”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
第三个“大活儿”是“抠碱土抹房子”。搬到腰杭以后我家先是借住赵俭家的房子。当时的腰杭有个规矩：即凡借房住户是需要无条件地替产权人承担一年一度“抠碱土抹房子”这档子事的。在当地，抠碱土抹墙、抹房盖既是保护房子经久耐用的一种手段，也是每家每户春季必作的“一门功课”。所以，按照乡俗，一个星期天的早晨，我跟继父随着二队派出的一班马车也赶去才力“太平山”抠碱土”了。别看太平山碱土资源随处可见，但你不能随便乱抠。因为抹房的碱土对ph值是有特殊要求的。碱大了抹墙龟裂容易渗水；碱小了泥不吃墙不保温，所以只有选择碱性适中的碱土才能抹出好房子。
到了才力太平山之后，我们是在一个被各方争相取土的碱坑中抠的“中性碱土”。然后返还家中便开始拌上“洋就”提前把碱泥“闷”上了……
第二天，我叫来了同学张玉喜、沈洪昌、邢福林等和我们一道开始抹房子。继父领着张玉喜和邢福林在房顶负责抹房盖；我和沈洪昌在下边一个“扒泥”，一个往房顶甩泥。经过2个小时的紧张劳动很快就把房盖给抹完了。随后房上和房下的人又重新分成两组同时抹墙。又经过2个多小时的劳动，大家终于干完了这个最能考验人类极限体能的繁重体力劳动……
1971年北大荒的夏秋相交季节，是绝对令人烦恼的。最热的时间段是下午两点左右。天气热得有时能让人喘不过气来不说，若这时你去室外茅坑大便不被恶狠狠的蚊子把屁股给你“叮”出几个包来都是便宜你。只记得当年东屋赵俭的老丈母娘不止一次地自言自语道：“今年的三伏天热得蹊跷噢！老天爷，你可千万别起什么么蛾子哟！”
说来也怪，那一年的伏里老天都把庄稼旱“傻”了。大田里的包米都打了“缕儿”，眼瞅着收成就要“泡汤”；我家那2亩自留地好歹因不是岗地没有“全军覆没”，但收成肯定要减产一半。为了在家中避暑，继父专门为俺小哥仨买回了一口大缸放在院子的压井旁。每隔一段时间就把前一缸水用来浇菜园抗旱，然后再压一缸凉水。就这样循环往复，连避暑冲凉，顺带浇园抗旱“一星管二”，着实收到了不错的效果。直到后来才知道，这一创举曾被屯里的不少人家纷纷效仿。
有一天，当我正在水缸边举盆冲凉的当口，继父手里拿着两封被拆看过的信回到家中。不大一会只听母亲高兴地趴着窗户朝我喊：“老四呀！你姐和你哥来信了！快给妈念念看她（他）俩都说了啥？”
我深知，对于远在千里之外的淑峰姐和三哥贵章，母亲是成极挂念了。实事求是地说，除了当娘的其他任何人（包括父亲）是体会不到她那“十指连心”的感受的。
进了屋子以后，母亲让我先念三哥的来信。因为这是三哥1971年给家里的第一封信。姐姐在此之前已来过两封了。她只想迫切知道倔犟的三儿可能出现的新情况。随后，我展开信纸大声念道：
亲爱的妈妈及远在异乡的各位弟弟：
你们好！
首先请原谅我自打春节到现在才给你们写第一封家信。这首先是我的不对。故恳请你们谅解！
眼下，我的人生已扬起新的“航帆”。即随着我的同学们已开赴磐石县朝阳山公社红五月大队二队，走上了毛主席指引的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光辉革命道路！在这个新的十多个人的特殊群体里（集体户），我仍任一户之长。相信从这一天起我可以和户里所有的同学一样能够正式走上自食其力的人生之路。
亲爱的妈妈，伟大领袖毛主席曾用他写下的光辉诗句告诫人们“天若有情天宜老，人间正道是沧桑”。我一定会在大有作为的广阔农村天地，虚心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刻苦学习，勤奋工作，争取早日把自己锻炼成像保尔.柯察金那样的一个真正远离了低级趣味和有益于人民的人！
此致
再一次地祝母亲身体健康！祝各位弟弟“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您的不孝儿：贵章
1971年7月27日
当我读罢三哥的来信，母亲早已是泪流满面。但看得出那是喜悦的泪花，是感情得到慰藉后那种被置换出来的莫名情愫的自然流露。接下来，她开始让我接着又念起了淑峰姐写来的家书：
尊敬的继父、亲爱的妈妈、各位弟弟：
你们好！
自苏可一别又半年过去了。随着岁月的变幻，我们三地7口之家的生活状况似乎又都不以我们意志为转移地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
听孝章来信说，咱家又被二次下放到一个叫腰杭乃的地方。不知到那生活怎样？我的观点是生活苦点累点都不可怕。只要能活出一个人的尊严就好了。但愿打这以后我们在这方面都能实现一些新的改变。另外得知母亲已有5个月的身孕。万望做好安胎、保胎之事，切不可干太重太累的家务活儿。
贵章已经步我后尘到磐石朝阳山红五月大队插队落户了。在途经明城火车站时我们姐俩还匆匆见了一面呢！黑瘦黑瘦的，明显看出他患有典型的“营养不良症”。父母不在跟前，就我这当姐的离他近，以后还真得多管管他了。
我这里一切情况安好。生活上能吃得饱穿得暖。一落户明城大队，我就跟大队书记的女儿党英处成了“铁姐妹”。为此，在这里有党英罩着也没有任何人敢欺负我。所以你们就对我放一百个心吧！
此致，
祝你们一切安好！
淑峰搁笔于午夜时分
1971年7月28日
从我刚刚读过的两封家书中读者可以明显感觉到，同是儿子和女儿写来的家信，但语气、风格迥异。三哥的信充满“阳刚之气”，可谓与时代“同呼吸共命运”，但虑事欠周，没有对继父给以足够的尊重；淑峰姐的家书行文真挚感人，给人以不乏“孝女、小棉袄、大姐大”的多重暖心感受。当我把这封家书读完后，别说母亲早已哭成了泪人，就连我自己的心也几乎被姐姐的真情实感给彻底揉碎了……
姑娘羡慕不已的国企职工身份，所以他才轻松抱得美人归。由此可见，当时农场小伙在周边农村求偶的遴选空间可谓是相当广阔的。只要你不是呆子、傻子，就不愁找不到称心如意的好媳妇。
其三，由苏可“农场人”变为腰杭“农村人”是我家生活方式的一次颠覆性“蜕变”。1970年当我家从苏可搬去腰杭时，我还是一位不谙世事的12岁的少年。当时的我就好比鲁迅笔下的“闰土”，自然对那次迁徙带来的改变没有太多太深的体会和认知。然而，待如今本人用现代价值观重新审视这段历史便很自然地就得出了如下结论：
首先，这次迁徙是我家“食住”由苏可农场的“供给型”一下改变为腰杭农村的“自食其力型”。在苏可我家住的是两间公房；烧的是分场分配的麦秸；吃的是农场配给的自磨面粉和小米。相比之下，在腰杭住的是我家自掏腰包所建三间“干打垒”；吃的是以粗粮为主（玉米面和高粮米）的“红粮本”，且细粮和食用油极少；烧的是用大小耙在草甸上自己所搂的“柴禾”。期间，还有一点让我们更难忘怀，即每到夜幕降临时都得靠点亮带灯罩的“煤油灯”或简易的“油捻灯”照明。
总而言之，在那一特定历史时期，那段生活带给我们的既有政治上的压抑；也有精神上的苦闷；既有人际关系上的疏离；也有生活上的苦痛。堪称人世间欲置我家于生存绝境的“政治、精神、生活、人性”四座大山已经一齐压到我们的头上……
还记得初到腰杭那段日子，继父经常“借酒浇愁”。一次，当他听到从莫莫格刚接完断腿住了三天医院就回家卧炕慢养的老五又忍不住疼痛发出“呻吟之声”时，他突然把端着的酒杯一扬手掼到躺在炕梢的老五身上，随之破口骂道：
“妈个巴子的！你要是再他妈的哼哼，我就把你扔到外头去！”
我的母亲一向是特护孩子的。她的“底线”是我的孩子你咋骂都行，但就是不能打。只要动手我就拼命。面对此情此景，她的第一反应就是挺着微有显怀的身子走到继父跟前，一把抓起饭桌上的玻璃酒壶狠狠地摔到地上。见此情景，脾气火爆的继父也不甘示弱。只见他一欠屁股蹦到地上一下摁倒母亲“啪啪”地给了两撇子。此时久章没在屋里，我一看母亲吃了亏，猛地扑到继父后背上，用手死死扳住他的右胳膊使其无法挥手揍我妈。这时老五不知怎么弄的也从炕上滚掉了地上捧着带夹板的伤腿在那哭。
大约僵持了一分钟，气急败坏的继父总算冷静下来。但母亲仍旧不依不饶地躺在地上撒泼，嘴里还不干不净地骂着继父说非要把怀着的孩子打掉……
甭管母亲说的是真是假，这一招儿还真把继父给震乎住了。只见他从地上站起身先把老五给抱上了炕，随后又嬉皮笑脸地来扶我母亲了。但见母亲把他的手使劲一扒拉，随之骂了一句：“你可快给我滚犊子吧！”
这场突发的矛盾由于冲突双方的努力克制，转瞬之间就风平浪静了……
时至今天，我的母亲已因病去世整整35年了。但在我的记忆里，她慈爱的音容笑貌和平凡而又伟大的身影却犹如一座丰碑永远耸立在我的心间。
她没有读过一天书，可怜得连自己“杨素琴”三个字都不会写，但她虑事却总能居高望远，甚至能让毕业于“伪满国高”的王彩萍（母亲理发店同事）望尘莫及：
首先，她能够做到不管自己吃多少苦，也不让孩子辍学，必须让孩子有书读。
其次，她能够做到“先孩子之忧而忧”。为了孩子她可以豁出一切，割舍一切，放弃一切。例如，1979年当我家时处“吃糠咽菜”的低谷时期，一位领导出于好心给我母亲介绍了一位名叫刘清水的抗美援朝“老荣军”，且各方面条件都不错。但我的母亲为了实现把3个孩子“带回江城市”的最高理想还是断然放弃了这桩婚事。之后的事实证明，正由于母亲的断然放弃才有了1980年10月的举家“返城”和本人18年后的“故里东归”。
再次，是能以“超人智慧”化解来自四面八方的“媒妁之围”。人生自古，“男大当婚，女大当嫁。”但面对媒妁纷至沓来给一个本不想纳亲的人争当“月老”时也就变成了“灾难”。这也许就是人们常说的“物极必反”吧！那时的我也就虚岁刚满20，但却以“情商高、会处事、文笔口才出众”闻名十里八乡。就为这，一些颇有胆识的女孩都把争取母亲“首肯”做为主攻目标。她们有的亲自登门“毛遂荐婚”，有的通过“媒妁之言”搭建鹊桥。一时间，我家的“门坎”反倒被纷至沓来的“媒人”给踩平了。不瞒大家说，当时这种情况简直把我妈都愁“蒙”了。为了摆脱“媒妁之围”，聪明的母亲采取了避重就轻的“分置策略”。即将上门求亲者分成两类。一类是有背景关系较近不便得罪的尽力予以“婉言谢绝”；一类是关系普通无妨大碍的则一律以“返吉为由”予以“当面谢绝”。正由于母亲以超人智慧和理性做法正确处置了上述问题，终使我家在未伤及大多数求亲者自尊心的前提下成功化解了来自四面八方的“媒妁之围”。
自打我家从苏可搬到腰杭乃那疙瘩，继父便被直接编入了腰杭大队第二生产队。时任政治队长郭福，40多岁的年纪，长得慈眉善目，办事沉稳老道，颇有章法。生产队长名叫沈玉堂，50左右岁的“老庄稼把式”，说话瓮声瓮气，一看就是个“很压茬”的主儿。全队有31户人家共72个整劳力。大家伙每天上工收工都由生产队长沈玉堂负责召集。队部在屯子中央广场旁边有个专门的大院，正对大院门口有一眼安有“辘轳把”的水井。在大院门口的旗杆上还吊着一个“铁犁铧”。每逢队里开早会、周三政治学日或召集社员集体出工会有专人敲响犁铧及时发出“召集令”。自打来到腰杭乃后，我继父自然就成了这个政治生产集体的一员。每周至少要参加劳动满三天，非极特殊情况不允许请假或由家人代工。
记得刚下放腰杭乃那会儿，正赶上队里分配继父与另外一个叫“黄六子”的“屯痞”一起跟车往地里送粪。当时继父已经56岁了，且患有严重的高血压，一坐车就“颠当颠当”地爱迷糊。但毫无同情心的黄六子可不管那个，每次粪车一到地里，他就把膀一抱坐在车上抽烟让继父一个人往地垄沟扒粪。干得慢了偶尔他还会不干不净地“损”上几句。一次出工，继父因没来得及换下被母亲熨得“板板”的干部服就跑来跟车了。这下可捅炸了黄六子的“肺管子”，气得他竟当着很多人的面指着继父的鼻子骂道：
“于大头！你他妈了个巴子的，是不是觉得你还在吉林监狱当科长呢？瞧瞧你那德行！哪像个骑着地垄沟捡驴粪蛋子的农村大爷！”说罢还从车上抓起一把粪土扬到了继父的身上。
面对黄六子的当众羞辱，这要放在解放初期那会儿继父或许会按耐不住火气一枪崩了他。但转念一想自己眼下的身份于是又咽下了这口气。
可恶之人往往都是登鼻子上脸的。见继父“鼠眯”得连话茬儿都不敢搭，为进一步显摆自己“能耐”，这黄六子竟肆无忌殚地走到继父跟前还“啪”地抽了继父一个“脖溜儿”，并又随口骂了一句：“你个老不死的东西！”
然而，继父依旧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地站在马车旁楞怔地看着黄六子。只是心中燃烧的怒火顶得他脚跟好像有些发飘……终于，他血流上涌，眼前一黑，“忽悠”一下栽倒在旁边的粪堆上……
这时，只见郭沈两位队长闻声从队部院里跑了过来。他俩一边安排马车把继父往村医陈国顺那里送，一边指着神色有些不安的黄六子就是一顿怒骂。黄六子自知理亏，故也低着头部长有“脓疮”的脑袋没敢和两位队长再掰扯什么。
继父被拉到村卫生所后，经陈国顺一量血压，方知高压已达210。多亏陈国顺施救及时，否则老命休矣！打这以后，郭福队长再也没有给继父安排过高强度的体力劳动。充分体现了一位政治队长对下放老干部理应给予的仁爱礼遇。
做为一个下放家庭，自打我家来到腰杭以后许多生活上的问题仍需身为一家之主的继父带着我们小哥仨一并克服解决。为此，他老人家在高血压病情显见好转后又带着我们陆续干了“三个大活”：
第一个大活是“坐水种自留地”。继我家落户腰杭第二生产队后，队里给我家分了二亩自留地用于种粮种菜丰富歺桌供给。记得那是个“芒种好耕田”的一天，继父带领全家人携带各种“家什”去“坐水种地”了。“北大荒”的春天十年九旱。由于墒情不好，不坐水种地就很难抓到“全苗”。故要获得好收成就必须把“坐水抓全苗”摆上春耕第一位。在种地过程中，继父对一家5口人作了如下劳动分工：即由他跟我负责豁垄、刨埯；老五老六端锹上粪；接着4人担水抬水灌埯；最后由母亲点种、踢土埋埯、踩埂。经过两天的紧张劳动，我们一家人不仅收获了“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的人生道理，而且还解决了冬贮土豆、大萝卜、大白菜等今冬明春所吃蔬菜大问题。
第二个大活是“拽着大耙搂柴禾”。从刚搬到赵俭家的第二星期天开始，母亲曾连续三天为继父和我们哥仨烙好白面糖饼和用暧壶灌好热茶，以备在搂柴过程中吃喝“打尖”。当时继父定下的目标是：搂足240帘子柴禾，要用带挎杠马车可以拉回2车烧到上秋。
为了实现这个目标，第二天吃过早饭后我们爷四个就各扛大小耙子走上了去往南边毕家岗子与腰杭中间的那片草甸子。
初春时节的“北大荒”不同江浙一带的春季。此时杭州正是“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的美丽时节。而远在北国的关东莽原此时却刚刚泛出一点点绿意。草甸上的和风在时急时缓地吹拂着，天空干净得几乎看不到一片飘动的云彩。这是个春日里不可多见的好天气。
没用太长时间，我们就锁定了“开耙搂柴的“甸区”。还好，这片区域柴草“挺厚”，是一些比较“抗烧”的倒伏秋蒿并间杂少量芦苇，而且“塔头墩子”也不是很多。继父和我使用的是拖着“草帘子”的大耙搂柴禾的。每走20分钟才能搂满一帘子柴草；老五和老六因个头力气太小只能先用小耙搂，然后传堆，最后用绳子一捆又一捆地往家背。就这么着，我们爷四个搂了整整3天，刚好搂够了240帘子柴禾，随后向二队沈玉堂队长及时请车把柴禾拉回家中垛在了院外的一处空场上。在此期间，老五老六还额外背回柴草20捆，及时帮助家里化解了烧柴的燃眉之急。在此过程中，每当我们爷几个黄昏回到家里时，母亲都会提前烧好开水帮我们烫脚并挑开脚泡，及时解除疲劳，消除脚痛。由此可见，母亲虽未身临草甸搂草，但她付出的辛劳同样是我们完成这次“大活儿”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
第三个“大活儿”是“抠碱土抹房子”。搬到腰杭以后我家先是借住赵俭家的房子。当时的腰杭有个规矩：即凡借房住户是需要无条件地替产权人承担一年一度“抠碱土抹房子”这档子事的。在当地，抠碱土抹墙、抹房盖既是保护房子经久耐用的一种手段，也是每家每户春季必作的“一门功课”。所以，按照乡俗，一个星期天的早晨，我跟继父随着二队派出的一班马车也赶去才力“太平山”抠碱土”了。别看太平山碱土资源随处可见，但你不能随便乱抠。因为抹房的碱土对ph值是有特殊要求的。碱大了抹墙龟裂容易渗水；碱小了泥不吃墙不保温，所以只有选择碱性适中的碱土才能抹出好房子。
到了才力太平山之后，我们是在一个被各方争相取土的碱坑中抠的“中性碱土”。然后返还家中便开始拌上“洋就”提前把碱泥“闷”上了……
第二天，我叫来了同学张玉喜、沈洪昌、邢福林等和我们一道开始抹房子。继父领着张玉喜和邢福林在房顶负责抹房盖；我和沈洪昌在下边一个“扒泥”，一个往房顶甩泥。经过2个小时的紧张劳动很快就把房盖给抹完了。随后房上和房下的人又重新分成两组同时抹墙。又经过2个多小时的劳动，大家终于干完了这个最能考验人类极限体能的繁重体力劳动……
1971年北大荒的夏秋相交季节，是绝对令人烦恼的。最热的时间段是下午两点左右。天气热得有时能让人喘不过气来不说，若这时你去室外茅坑大便不被恶狠狠的蚊子把屁股给你“叮”出几个包来都是便宜你。只记得当年东屋赵俭的老丈母娘不止一次地自言自语道：“今年的三伏天热得蹊跷噢！老天爷，你可千万别起什么么蛾子哟！”
说来也怪，那一年的伏里老天都把庄稼旱“傻”了。大田里的包米都打了“缕儿”，眼瞅着收成就要“泡汤”；我家那2亩自留地好歹因不是岗地没有“全军覆没”，但收成肯定要减产一半。为了在家中避暑，继父专门为俺小哥仨买回了一口大缸放在院子的压井旁。每隔一段时间就把前一缸水用来浇菜园抗旱，然后再压一缸凉水。就这样循环往复，连避暑冲凉，顺带浇园抗旱“一星管二”，着实收到了不错的效果。直到后来才知道，这一创举曾被屯里的不少人家纷纷效仿。
有一天，当我正在水缸边举盆冲凉的当口，继父手里拿着两封被拆看过的信回到家中。不大一会只听母亲高兴地趴着窗户朝我喊：“老四呀！你姐和你哥来信了！快给妈念念看她（他）俩都说了啥？”
我深知，对于远在千里之外的淑峰姐和三哥贵章，母亲是成极挂念了。实事求是地说，除了当娘的其他任何人（包括父亲）是体会不到她那“十指连心”的感受的。
进了屋子以后，母亲让我先念三哥的来信。因为这是三哥1971年给家里的第一封信。姐姐在此之前已来过两封了。她只想迫切知道倔犟的三儿可能出现的新情况。随后，我展开信纸大声念道：
亲爱的妈妈及远在异乡的各位弟弟：
你们好！
首先请原谅我自打春节到现在才给你们写第一封家信。这首先是我的不对。故恳请你们谅解！
眼下，我的人生已扬起新的“航帆”。即随着我的同学们已开赴磐石县朝阳山公社红五月大队二队，走上了毛主席指引的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光辉革命道路！在这个新的十多个人的特殊群体里（集体户），我仍任一户之长。相信从这一天起我可以和户里所有的同学一样能够正式走上自食其力的人生之路。
亲爱的妈妈，伟大领袖毛主席曾用他写下的光辉诗句告诫人们“天若有情天宜老，人间正道是沧桑”。我一定会在大有作为的广阔农村天地，虚心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刻苦学习，勤奋工作，争取早日把自己锻炼成像保尔.柯察金那样的一个真正远离了低级趣味和有益于人民的人！
此致
再一次地祝母亲身体健康！祝各位弟弟“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您的不孝儿：贵章
1971年7月27日
当我读罢三哥的来信，母亲早已是泪流满面。但看得出那是喜悦的泪花，是感情得到慰藉后那种被置换出来的莫名情愫的自然流露。接下来，她开始让我接着又念起了淑峰姐写来的家书：
尊敬的继父、亲爱的妈妈、各位弟弟：
你们好！
自苏可一别又半年过去了。随着岁月的变幻，我们三地7口之家的生活状况似乎又都不以我们意志为转移地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
听孝章来信说，咱家又被二次下放到一个叫腰杭乃的地方。不知到那生活怎样？我的观点是生活苦点累点都不可怕。只要能活出一个人的尊严就好了。但愿打这以后我们在这方面都能实现一些新的改变。另外得知母亲已有5个月的身孕。万望做好安胎、保胎之事，切不可干太重太累的家务活儿。
贵章已经步我后尘到磐石朝阳山红五月大队插队落户了。在途经明城火车站时我们姐俩还匆匆见了一面呢！黑瘦黑瘦的，明显看出他患有典型的“营养不良症”。父母不在跟前，就我这当姐的离他近，以后还真得多管管他了。
我这里一切情况安好。生活上能吃得饱穿得暖。一落户明城大队，我就跟大队书记的女儿党英处成了“铁姐妹”。为此，在这里有党英罩着也没有任何人敢欺负我。所以你们就对我放一百个心吧！
此致，
祝你们一切安好！
淑峰搁笔于午夜时分
1971年7月28日
从我刚刚读过的两封家书中读者可以明显感觉到，同是儿子和女儿写来的家信，但语气、风格迥异。三哥的信充满“阳刚之气”，可谓与时代“同呼吸共命运”，但虑事欠周，没有对继父给以足够的尊重；淑峰姐的家书行文真挚感人，给人以不乏“孝女、小棉袄、大姐大”的多重暖心感受。当我把这封家书读完后，别说母亲早已哭成了泪人，就连我自己的心也几乎被姐姐的真情实感给彻底揉碎了……